关于开展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的思考

  作者:徐俊(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载体,数千年来,传抄、刊刻不断。新中国成立之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以传统的古典文献学为学术基础,以系统清理和传承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为目标,创立了现代古籍整理范式和规范,既保持了古典文献学“还原”古籍原貌的要旨,又适应广泛的社会需求,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统计,截至2003年全国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共17000种,七十余年间呈阶段性翻番递增态势:新中国成立之初五年,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不足30种;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步伐加快,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达到200种左右;20世纪80年代,古籍整理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增至400种左右。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800种左右。历史、地理、文学、语言文字、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的基本古籍,都有了可供学术研究和读者阅读的现代整理本。各学科的古籍基本书都有了经过点校整理的现代读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关于开展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的思考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开创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新局面,造就了全方位、大规模、成系统地持续整理出版古籍的格局。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如何适应时代大势,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应有作用,如何发挥古代典籍的保护传承、整理研究、传播利用的源泉价值,是古籍整理学科和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因为古籍整理出版与传统文献学的密切关联性和与现代出版业的共生关系,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丰硕,但关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系统研究成果明显不足,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基于古典文献学的概论性著作,代表成果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以陈垣“校勘四法”为理论基础,逐项介绍古籍整理方法和工具,是古籍整理工作简明实用的入门书。(2)基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实际,撰写的古籍整理方式方法释例著作,代表成果如程毅中《古籍整理浅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中华书局,2011年),就各类古籍整理所涉及的整理方式,以大量例证进行示范解说。后者收录的古籍整理体例文献,包括1991年由中华书局赵守俨、程毅中、许逸民等前辈学者集体讨论写定的《古籍校点释例(初稿)》,也包括2007年之后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主要体例文件,是目前最完整的古籍整理例则类文献汇编。(3)隐含在中国出版史、新中国出版史著述中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国出版史、现当代出版史研究,近年逐渐展开,学术成果颇丰,如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年)、王育红著《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研究(1949—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概论类著作如吴永贵等著《中国出版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肖东发等著《中国出版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均为以中国古代为重点的图书出版史课程教材,偏重于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新中国出版史料类著作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分卷编选1949—1991年间党和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出版管理文件和其他重要出版史料;又如中国出版协会编《新中国出版编年史》(《中国出版年鉴》杂志社,2021年),以年月为序,记录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重要出版史实,包括大量与古籍整理出版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出版物准确时间记载,起到新中国出版史坐标系的作用。(4)古籍整理出版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图书的个案研究。重要人物类如柳斌杰主编“中国出版家”丛书,包括商金林著《中国出版家——叶圣陶》(人民出版社,2017年)、齐浣心著《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人民出版社,2018年)、范军著《中国出版家——周振甫》(人民出版社,2021年)、邱雪松著《中国出版家——宋云彬》(人民出版社,2022年)在内的与新中国古籍出版事业相关的人物传记;一批古籍出版领军人才结合工作撰写了大量与古籍出版史事有关的文章,如姜小青对历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研究(《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概览》,《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宫晓卫对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中国版协古工委)发展历程的追索(《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起始及其他》,《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以及高克勤、徐俊、姜小青先后发表的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凤凰出版社档案和亲历的出版工程,撰写的大量重要古籍出版史文章(高克勤《传薪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徐俊《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中华书局,2021年;姜小青《诚斋文录》,广陵书社,2023年)等。因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涉及学科、行业、产业,已发表的著述中,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基本史实的梳理、基础文献的汇集、主要问题的研究,都有待系统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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